为官之风骨颂 勤政之正气歌

发布者:发布时间:2009-03-18 浏览次数:

 

范仲淹(9891052年),从小丧父,家境贫寒,他发愤读书,后科举得官,授龙图阁大学士,为政清廉,且图革新,无论在边防、在朝中、在地方,他总是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,忧国忧民之心如炽如焰。《岳阳楼记》是他去世前七年,因病从前线调内地任职时所作。在这篇文章中,范将他对人生、对社会的理解,将他一生经历的政治波涛,将他胸中起伏的思维,一起借洞庭湖的万千气象,倾泻而出。然后又顿然一收,长叹一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这一声慨叹,犹如名刹大庙里的钟声,浑厚沉远,震悟大千;这一声慨叹,悠悠千年,激励着多少志士仁人,匡正了多少仕人官宦;这一声慨叹,也同样激励着当今的共产党员、领导干部,忧乐观天下,权为民所用,情为民所系,更好地推进惠及全市人民的幸福台州建设。

 

为官之风骨颂  勤政之正气歌

——《岳阳楼记》赏析

 

《岳阳楼记》之所以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千古传唱不衰的精典之作,这除了它叙事议论,言简意赅,精典独到;抒情咏物,神形备致,出神入化,读来其景可见,其声可闻,其情可感,使人未见洞庭湖,已感其万顷波涛,千里浩月;未登岳阳楼,其楼已在心中的文字功夫之外,最重要的是文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,以及候选为一名朝廷官吏,为国、为君、为民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怀,而正是文章中蕴含的这种人类永恒的人文精神,才是其流芳百世的真正原因。

首先,作者写“巴陵胜状”,“洞庭一湖”之大观,其目的是借“古仁人之心”告诫人们,应树立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观念,那就是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。我们说人是一种有思想感情的动物,人的思想感情受周围的环境影响和制约,这是被实践和科学双重证明了的真理。而要做到置身物外,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超凡脱俗,那却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。

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时,正是他主持“庆历新政”失败,被朝廷贬谪到邓州的时候。按常理,政治斗争失败,也就是官场失意,应该是一个人心灰意冷,对周围的环境景物最敏感的时候,正如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到的,那登楼之际的一阴一晴,必然导致人的思想感情的一悲一喜,或是“去国怀乡,忧谗畏讥,满目萧然,感极而悲”;或是“心旷神怡,宠辱偕忘,把酒临风,其喜洋洋”。不过在作者看来,这些只不过是一般普通人的感受,而有德性的人却不是这样,那有德性的人无论气之阴晴,月之圆缺,成功还是失败,升迁还是遭贬,都应该保持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,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做到“胜不骄,败不馁”,避免处顺境时得意忘形,遭逆境时心灰意冷。而作为正遭到奸臣陷害,被贬邓州的范仲淹,此时此刻依然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,可见其心胸宽广者如山川宇宙,光明磊落如日月星辰,故他一生虽然三次被贬,名望却越来越高。第一次被贬时,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,称赞他说:“此行极光(非常光荣)。”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不顾吕夷简的威胁恫吓去送别,并安慰他说:“此行尤光(尤其光荣)”。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:“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”。所以,对他而言,人生之路无论是处顺境还是逆境,他都正道直行,百折不挠,勇往直前,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。当然,范仲淹将这两句话写在《岳阳楼记》里,似乎还有另一层意思,那就是他要用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抱负告诫同样是遭到贬谪,与自己同病相怜的好友滕子京,要他在这官场失意之际必须振作精神,千万不能心灰意冷。自然,如果有朝一日辉煌腾达,更不要得意忘形。

其次,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,是作者提倡“超然物外”思想境界的集中体现和最后归宿。如果将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作为一种思想境界,起码有两种注解:一种是佛教救世说的看破红尘,万事皆空。佛教教义认为“无即是有,有即是无,无所谓有,无所谓无”。这种万事皆空理论与生死轮回理论一起,对于教育人弃恶从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,但就理论本身而言,它又是消极的,因为人间万物是客观存在,不可能是无;而人脑子里存在思想和欲望,这同样是客观事实,不可能是空。另一种就是孟子说的:“达则兼善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。”也就是说,当朝廷信任我,重用我时,我当然要运用自己的才能“治国平天下”,忧国忧民,这又叫作“士为知己者死”。如商殃得到秦孝公的信任,并委以重任,于是,便冒着生命危险推行变法,终于使泰国兴旺起来,秦孝公死后,商殃被车裂而死;又如管仲得到了齐恒公的信任,并委任为相,便运用自己的才能在齐国实行改革,终于使齐国富强起来,辅佐齐恒公成为春秋霸主;还有诸葛亮因受到刘备“三顾茅庐”的知遇之恩,便助刘备、实现三足鼎立,辅阿斗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真可谓是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己”。而当朝廷不再信任我,或抛弃我时,我自然要超然物外,归隐山林,不问世事,做闲云野鹤了。所谓“请隐士,举逸民”,就是指的这些人。

范仲淹与上述二者不同,他一方面要人们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超然物外,保持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。而这样做的目的和落脚点是什么呢?那就是无论朝廷信任你、重用你还是对你不公平、处罚贬谪你,你都得保持一种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精神状态,继续忧国忧民,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”。这又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道理。

范仲淹贬到地方后,每到一地,他都兴利除弊,正所谓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。景佑元年(1034年),范仲淹调到故乡,担任苏州知府,他看到苏州暴雨成灾,伏天的大水到了秋天仍未退下,农田被淹,秋收无望,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。便不顾上任后的车马劳顿,奔赴太湖了解水情,提出了疏浚五河,导太湖之水入海的计划。在他的领导下,经过苏州人民一致努力,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,把积水导入了江海。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,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、常、湖、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。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,又被召回京师,授天章阁待制,任吏部员外郎,权知开封府事。历任期间,他整顿吏治,并经常向仁宗皇帝尽言,促其励精图治,兴国兴邦。故而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道:“朝廷无忧有范君,京师无事有希文”。

范仲淹在一千多年前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思想主张,他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关键性和永恒的课题,那就是如何为官或怎样当领导的问题。这不仅是为官者廉政、勤政问题,同时也是对国家和民族忠诚的经典概述。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封建官吏为什么能有如此之高的思想境界,这却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。

再次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这不仅是作者毕生的伟大思想抱负,同时也是为官者应该追求的永恒目标。

范仲淹要求为官者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,这便是文中紧接着所说的“是进亦忧,退亦忧”。那么作为为官者,除了“忧”,就没有“乐”的时候了吗?文章在这里笔锋一转,回答是肯定的,那就是“有”!“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: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乎。”也就是说:为官者,要在天下人的忧愁之先就忧愁,在天下人的快乐之后才能快乐。

那么何谓“官”者?关于官的原始含义,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,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按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,官字既是会意字,又是形声字,“官从管,官者管也”。为官者也就是管理者的意思。现今我们把为官者称之为“领导”,也就是“带领”和“指挥”的意思。现代汉语中管理与领导已经有明显的区别,那就是所谓的管理者并非都是领导者,而领导者必须是管理者。但在古代汉语中,管就有带领的意思,而理呢,正所谓“日理万机”,那更是除了领导者而外,其他人所不能为的。所以,就其本质而言,无论做官还是当领导,必须做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因为作为领路人,你必须预先知道路途中的艰险,才能带领大家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顺利通过。不然的话,如果遇到陷阱,岂不大家要一齐掉进去,那还要你这个领路人干什么?由此看来,这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只不过是对为官者或领导者本质工作的要求或应该担负的行政责任,这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,又何来伟大与崇高呢。这就要从“官”字的另外两个特点分析了。

首先,这为官者必须是通过选举、选拔和任命的,所以他不但负有行政责任,同时也掌握行政权力;其次,当官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。古代为官除了武官可凭战功升迁而外,其他为官者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,进士及第后才入朝为官的,如今当领导同样讲文凭的,故一般认为,为官者,乃社会精英,自然要享受比一般人高的生活待遇了,所谓“高官厚禄”,虽然说法不尽相同,但却古今一理。

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给为官者下一个定义,那就是所谓的“官”,就是负有一定的行政责任,掌握着一定行政权力,并享受一定特殊待遇的人。以上三点,前者是根本,后两点次之,是为前者服务的。因为要履行一定的行政责任,所以才需要一定的行政权力;因为需要高于常人的能力,所以才需要优于常人的待遇。可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。那本来是为官之本的“忧国忧民”情怀被慢慢淡化,甚至消失。所谓“悬梁刺股”,“十年寒窗”,为的是有朝一日“金榜提名”,入朝为官。而入朝为官的目的就是荣华富贵,锦衣玉食,过上等人的生活。当官以后呢,又一心只想保官、升官,甚至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,鱼肉人民,收刮民脂民膏。于是便有了“三年清知县,十万雪花银”的黑内幕;于是便有了官官相护,买官、卖官的潜规则;于是官和民便从此分化成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阶层。那本是社会精英聚集之地的官场变成了名利场。打击官场腐败,反对权力寻租,成为人类世界的永恒课题。

范仲淹所处的年代,正值北宋仁宗皇帝执政时期,宋朝正处于建国后由盛及衰的转折点,上文所述的官场腐败已经是触目惊心,更严重的是朝廷受“冗官、冗员”困扰,除了贪官而外,又加上庸官、昏官和闲官,不仅造成效率低下,而且还导致财政入不敷出。而此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西夏、辽、金等部落不断强大,先后建国,并屡犯边境,北宋王朝内忧外患、危机四伏。而此时范仲淹大呼疾呼为官者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并以毕生的奋斗实践自己的思想抱负,这不仅是对为官者本能和良知的呼唤,更是对封建腐朽政治的反抗。这不仅在当时,就是现今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范仲淹青少年时期,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,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,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,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己,关心人民疾若,不忘“忧天下”的初志。中年做官后,接连上书议论国事,针砭时弊。后得罪宰相吕夷简,被贬饶州。康定元年(1040),边事紧急,召为龙图阁直学士,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,防御西夏。由于号令严明,训练有方,又能团结当地羌人,戍边数年,名重一时,羌人尊呼为“龙图老子”,西夏称为“小范老子”,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。庆历三年(1043),吕夷简罢相,范仲淹参加政事。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,重在整顿吏治,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,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,攻击他引用朋党,迫使离朝,“庆历新政”只实行了一年多便草草收场,被贬邓州,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故。与其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,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,常自诵曰: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也”。可见《岳阳楼记》末尾所说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。

一个人要做到先忧,必须有胆、有识、有志,固然不容易;而一个先忧之士当他建立了功绩、或功成名就之后还能后乐,这才是更加难能可贵。这种忧患在先、吃苦在先,先忧后乐,洁身自好,勤政爱民的品质,不正是现今我们仍然称之为“伟大”和“崇高”的“人民好公仆”精神吗?读《岳阳楼记》,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一位古典文学大师运用和驾驭文字的才气,同时更感受到一位朝廷重臣为官廉政、勤政之正气。所以,我们说一部《岳阳楼记》,那是一篇为官之风骨颂;一首勤政之正气歌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不仅是文章的魂,同时也是岳阳楼的魂,说岳阳楼“楼以文存”,其经典之处就在于此。

 

附原文

岳 阳 楼 记

范 仲淹

 

庆历四年春,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,政通人和,百废具兴。乃重修岳阳楼,增其旧制,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。属予作文以记之。

予观夫巴陵胜状,在洞庭一湖。衔远山,吞长江,浩浩汤汤,横无际涯;朝晖夕阴,气象万千。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。前人之述备矣。然则北通巫峡,南极潇湘,迁客骚人,多会于此,览物之情,得无异乎?

若夫霪雨霏霏,连月不开,阴风怒号,浊浪排空;日星隐耀,山岳潜形;商旅不行,樯倾楫摧;薄暮冥冥,虎啸猿啼。登斯楼也,则有去国怀乡,忧谗畏讥,满目萧然,感极而悲者矣。

至若春和景明,波澜不惊,上下天光,一碧万顷;沙鸥翔集,锦鳞游泳;岸芷汀兰,郁郁青青。而或长烟一空,皓月千里,浮光跃金,静影沉壁,渔歌互答,此乐何极!登斯楼也,则有心旷神怡,宠辱偕忘,把酒临风,其喜洋洋者矣。

嗟夫!予尝求古仁人之心,或异二者之为,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;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乎。噫!微斯人,吾谁与归?

时六年九月十一日